认真研读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和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即“民生问题”。但是，民生易讲，如何实现并在较大范围内解决民生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问题。
我们可以简单地算几笔帐：
1、解决“三农问题”，包括对农民的补贴、农产品、种子、化肥、运输、农田基本建设的直接与间接补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五年累计1.6万亿元。未来几年，农产品特别是粮油豆奶肉的价格肯定是上升的趋势，而中央财政为此的支出肯定也会大于前五年。但是，即便国家每年平均拿出10%以上的财政收入解决“三农问题”，但诸如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规模化与现代化问题的投入并未涵盖其中，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包括土地、就业、城镇化、农民社会保障的建立等所需要的成本，将远远大于当前的财政预算。
2、城市就业、社保、生态补偿、低收入阶层的温饱等民生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对平民的还帐，如对“下岗与失业者”“农田被占用者”为改革所付个人成本与利益的还帐，另一方面，还要为更大群体社会保障(全民医疗、人有所居、普遍义务教育等)支付巨额的新帐，这究竟要占未来财政收入的多高比例，恐怕还没有那个机构能如实地计算清楚。
3、国有大企业、银行、垄断产业的改造，同样面临国有资本的实质性分解，在“国进民退”的影子下，只能由中央财政去为国资的流失或转移买单，这样的改革成本费用会形成多大的财政支出，更是许多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不愿意去计算的。
此外，作为正在向工业化中后期转型的中国，未来在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等方面的建设投资，将会给财政投入增加更大的压力。
军费投入、台海问题、中美关系、城市化建设、政府权威性和公信度的建设，同样会使中央财政难以改变“紧运行”的状态。
因此，尽管现在许多人都在赞誉中央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甚至在广泛的场合以“中国有钱了”而盲目看待美好的明天，但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第一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政支付能力不足问题。
换一个角度讲，前30年的改革，绝大多数的改革成本是人民买的单，如农村联产承包、国有企业股份制(特别是股份合作制)“改革、房地产开发体制的建立、农副产品价格调整、第一次医疗体制改革等等，城市工人和广大农民是在付出更高的劳动代价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消化了改革成本，政府对改革政策所付出的成本，远远低于改革政策所获得的收益。
这样的结果，对于一个曾经很落后但又能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讲，不仅仅是奇迹，也是改写历史的一次创新。
然而，当GDP达到一定规模，加工型、出口型经济引发全球恐慌，人民习惯于鸡鸭鱼肉和现代电器产品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必然会在方式、路径、动力与对策上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民生”问题仅仅是其中最容易触摸到的导火索。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不可避免或必然地感受到，“让百姓承担改革与发展成本”的时代已经基本终结，未来的改革将主要是政府买单，政府只由凭借强大的财政支付能力才能解决社会保障、城乡二元结构、普遍教育、就业与失业问题、价格平衡、收入分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良好的政府与人民的和谐关系、迫在眉睫的生态环境等。这进一步意味着，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政府不仅要支付建设成本、运维成本，还必须要支付政治与政制成本(体制改革成本)，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中央财政无疑是最大的买单者，且是一个不断的、持续的、永恒的买单者。这是执政党的权力与责任.
面对这样的局面，2007年5.1万亿的财政收入还能说是多吗?
因此，在中央财政不能摆脱紧运行的背景下，改革与发展方式的探讨就尤为重要。
这几天，我总是试图找一些更现实的思路去寻求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办法，或是探讨中央财政少花钱多办事的办法。比如，还农民的欠帐，是否可以采取当年“印钞票”的办法，农民拿到现金就有了积极性，但细想一下，多印钞票，就意味着所有城市生活者必须去承担货币贬值或有效购买力下降的损失，这种拿百姓左兜的钱添右兜的窟窿，总觉得味道不对，也不是长远之计;我又想，或者政府进一步鼓励国有大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融债，扩大增发数量，但想想中国平安引发的民愤和证券机构的报复，更觉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再想，政府可以一方面让企业搞增发，另一方面减少股票印花税，松动基金审核制度，用强大的利好政策把2008年的股市推高到8000-10000点，这样股民乐、投行乐、券商乐、国家财政无实质性成本而融得巨额资本也乐，可是冷静下来想，中国的股市能值10000点的市值吗?2008年涨到8000-10000点，2009年该怎么办呢?不要忘了，中国许多人已习惯于吃肉时叫好，吃完了肉就骂娘。
写了这么多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其实还是要回到本文的题目：“电信重组之争，不仅仅是利益博弈”。
2月6日，北京的电信经济专家如数聚集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温泉度假村，群情激昂地研讨电信重组问题。这次会议，在京数的上顶级电信经济专家基本到齐了，并囊括了信息产业部、国资委、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政府所属研究机构的专家。会议争论的虽然异常激烈，但对本次(传说中的)重组方案之利弊，大家的态度从未有过的一致，即：传说中的重组方案不但是一个不科学的方案，而且解决不了当前电信产业存在的根本问题，将会给电信产业的发展造成损失。
大家说重组方案不科学，主要是针对网络布局的问题，即：C网给电信，联通并网通，在网络配置上是没有科学性的，且不利于产业发展;
大家说重组方案不解决问题，主要是指传说的方案肯定解决不了电信产业失衡和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问题，甚至会进一步加剧失衡局面;
大家说重组方案的损失，主要是指“一家独大有什么不好?”“靠重组掩盖电信运营商内的亏损，是不是就能掩人耳目?”“发展C网，逆全球之势，中国能一只独秀吗?”
更严重指责甚至是：电信重组，庸医杀人!
本来，在开会之初，我们是想形成一个一致性的、建设性的意见，全体专家联名，上书高层。直到会议结束时，也还有人倡导上书。但最终，上书的建议被否决了。而我，即是上书的始建议者，也是最终反对上书的建议者。
我个人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研讨会的结果，因为尽管这是一次群情昻奋的会议，但除了一致否定传说的重组方案外，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新方案、方式却基本没有。
在会议上：
最激进的建议是分拆中国移动，但怎么分?技术与网络的解决办法、本地网与集团层面分拆的不同方式等，没有人能够回答，更不能预测出分拆后的中国移动对电信业整体实力的影响是什么?
最愤慨的建议是指责当年的南北分拆，指出当年的南北分拆是导致今天电信失衡的罪魁祸首，但是，对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又没有专家敢于做深层的建设性的反思，而其中几位冷静型专家的“历史必然有历史的原因，诅咒历史绝不可能唤醒明天”的态度，使指责者变得气弱声短。
折中的建议似乎更具强势，即：建议南北电信重新合并，并获得全业务牌照，更有专家提出，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组建全新的、全业务的电信集团，同时指出，经济学上最具竞争架构的就是“双寡头垄断”，就如同西方国家虽然实施的是多党制，但真正有竞争执政党能力的只有两个大党，并轮换上台，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
温和的建议是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合并，按照WTO规则，进一步开放电信运营市场，让外资高比例进入网通。还有专家指出，诸如电通、信通等，都应象铁通一样从敌后武工队、游击队转正为电信业的正规军，逐步开放对虚拟运营商的限制。
专家们的建议，一部分此前已在报纸、博客、电视台陈述过，但这次讨论会上各种想法和建议一下子簇拥在一起，真的让人有点头晕目胀和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好在这次会快结束的时候，有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大家渐渐找到了感觉，即：本次电信重组的深层次背景，一个既严肃、严峻，又不得已而为之的背景……。
诸多背景至少说明一个问题，此轮电信重组绝不仅仅是一次国有资本优化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利益集团博弈的产物，而是一次特殊的权衡结果。
权衡在上千年的的人类历史中，都不是一个公平和效率的概念，但却是社会与经济发展必须做出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发展成本，诸多次的权衡没有理论依据，但却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就象所有专家都指责本轮传说中的电信重组方案不是好方案，但又没有一个专家能提出更有效的方案一样，所以，权衡的成本在特定时期远比利益博弈小许多。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专家在此时联名上书是一种幼稚和无效的行为。
中国下一步社会经济发展如此，电信产业发展也是如此。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需要政府买单，而传说中的电信重组成本，同样是政府买单，因为不论重组的方式和结果怎样，百姓在使用通信产品时都将会享有更低的成本支出和更完美的服务，而这种享受，也必然是民生的一个组成部分。
